大家喝的是啤酒。这时你入座了。
你给自己倒了杯可乐，这叫低配置。
你给自已倒了杯啤酒，这叫标准配置。
你给自己倒了杯茶水，这茶的颜色还跟啤酒一样，这叫木马。
你给自己倒了杯可乐，还滴了几滴醋，不仅颜色跟啤酒一样，而且不冒热气还有泡泡，这叫超级木马。
你的同事给你倒了杯白酒，这叫推荐配置。
人到齐了，酒席开始了。
你先一个人喝了一小口，这叫单元测试。
你跟旁边的人说哥们咱们随意，这叫交叉测试。
但是他说不行，这杯要干了，这叫压力测试。
于是你说那就大家一起来吧，这叫内部测试。
这个时候boss向全场举杯了，这叫公开测试。
菜过三巡，你就不跟他们客气了。
你向对面的人敬酒，这叫p2p.
你向对面的人敬酒，他回敬你，你又再敬他……，这叫tcp.
你向一桌人挨个敬酒，这叫令牌环。
你说只要是兄弟就干了这杯，这叫广播。
可是你的上司jj听了不高兴了，只有兄弟么，罚酒三杯。这叫炸弹。
可是你的下级mm听了不高兴了，我喝一口，你喝一杯，这叫恶意攻击。
有一个人过来向这桌敬酒，你说不行你先过了我这关，这叫防火墙。
你的小弟们过来敬你酒，这叫一对多。
你是boss，所有人过来敬你酒，这叫服务器。
酒是一样的，可是喝法是不同的。
你喝了一杯，boss喝了一口，这叫c#。
你喝了一杯，mm喝了一口，这叫vb。
你喝了一杯，你大哥喝了半杯，这叫c++。
你喝了半杯，你小弟喝了一杯，这叫汇编。
你喝了一杯，你的搭档也喝了一杯，这叫c。
酒是一样的，可是喝酒的人是不同的。
你越喝脸越红，这叫频繁分配释放资源。
你越喝脸越白，这叫资源不释放。
你已经醉了，却说我还能喝，叫做资源额度不足。
你明明能喝，却说我已经醉了，叫做资源保留。
你喝一段时间就上厕所，这叫cache。
酒过三巡，你也该活动活动了。
你一桌一桌的走，这叫轮讯。
你突然看到某一桌的漂亮mm，走了过去，这叫优先级。
你去了坐下来就不打算走了，这叫死循环。
你的老大举杯邀你过去，你只好过去，这叫激活事件。
你向一桌敬酒，他们说不行不行我们都喝白的，于是你也喝白的，这叫本地化。
你向boss敬酒，可是boss被围了起来，你只能站在外圈，这叫排队。
你终于到了内圈，小心翼翼的向前一步，这叫访问临界区。
你拍着boss的肩膀说哥们咱们喝一杯，这叫越界。
你不知喝了几圈了，只会说两个字，干了，这叫udp。
可是还有人拿着酒瓶跑过来说，刚才都没跟你喝，这叫丢包。
喝酒喝到最后的结果都一样
你突然跑向厕所，这叫捕获异常。
你在厕所吐了，反而觉得状态不错，这叫清空内存。
你在台面上吐了，觉得很惭愧，这叫程序异常。
你在boss面前吐了，觉得很害怕，这叫系统崩溃。
你吐到了boss身上，只能索性晕倒了，这叫硬件休克。
2007年5月12日星期六
[转]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 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 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 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 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 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 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 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 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 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 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 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 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 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 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 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 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 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 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 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 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 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 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 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 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 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
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 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 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 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 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 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 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 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 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 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 ――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 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 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 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 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 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 区撤退，则先后有20 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 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 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 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 （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 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 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 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 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 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 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 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 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 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 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 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 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 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 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 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 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 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 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 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 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 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 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 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 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 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 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 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 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 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 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 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 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 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 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 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 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
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 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 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 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 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 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 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 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 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 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 ――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 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 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 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 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 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 区撤退，则先后有20 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 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 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 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 （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 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 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 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 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 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 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 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 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 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 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 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 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 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2007年4月18日星期三
[转]重聚
前言
据说哈佛商学院有个优良传统——每位教授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都要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作为送给学生们的特别礼物。
正文
几年之后，你会收到一封母校寄给你的邮件：邀请你会校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信中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附有前几次同学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
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
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时间危险的事。它逼着你回头审视在刚毕业的短短几年你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是以你同学们的标准，而不是你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功标准， 来评判你的成就与收入。在“欢迎回校”晚餐之前，开车驶进校园停车场，斜眼打量着周围汽车的品牌与款式，努力猜测着你的同学们毕业后混得如何，以及你与他 们的差距。在“重温旧情”的鸡尾酒会上，你端着自己的杜松子酒与软饮料不知所措，当听说当年的同学已经做了高级副总裁或者成为百万富翁时，你默默计算着自 己于他们的差距。整个同学会将引发你关于职业成功与个人价值的巨大焦虑和徒然担忧。
更糟糕的是，对五年后重聚场景的设想会影响你先在做出的决定。当你还在学校历史，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把自己的旧福特车停到两辆闪闪发亮的宝马之间时， 内心有多么妒忌！当你想那些重权在握的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建立的公司破产时，内心有多么痛楚和失望。于是你开始为了那次重聚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 职业以便在短期内获得显赫的资历，或者很快就赚大钱。你会将那些心中规划依旧但是不会马上实现的梦想束之高阁，去从事那种你实际上不喜欢，但却让你有钱买 得起高级轿车的工作。你将失去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你将小心翼翼的对待职场上充满风险的决定，或者对于任何职业决定都这样 谨小慎微。
作为教授，我不希望看到这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时，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 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衣着光鲜的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原本执着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 自由而活跃的创业生活的人，却去了陈旧呆板的公司。他们想象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 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其结果呢？大量聪明的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不合适，而 且对于他们真正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
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那些想象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而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让这些因素都更加敏感。
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尤其是在一次次决定中，我学会了如何冒职业风险，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冒险。
25年前，我在英国，刚从牛津毕业。我决定出国留学。由于我当时并不富裕，于是我申请并且最后也被当时唯一不受外国学生申请费的大学所接受。
在当时，这一决定的风险无疑是很高的。就这样，我身无分文得到了一个新过渡，进入一个我仅仅为了节约25美元申请费而选择的学校！然而回收我的冒险是有回 报的：如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我现在不会在波士顿，也不会成为哈佛教授。因为我运用了尽管当时看起来很不明智的三条重要策略——建设性的、非正统的、看待 风险的方式——才可以不断前进。
首先，我忠实于自己想要从工作中得到的具体回报——某种声望和灵活性，我选择那些会同时带给我这两者的职业。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自己不会极其富有（实际 上，学则其它任何职业都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我回忆我需要的方式获得补偿。在晚宴上，当我告诉别人我是大学老师时，他们会很崇敬，对我产生很好的印象。 每一天，除了在课堂上度过的那些时间，其他时候我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自己做什么。当我意识到做教授需要博士文凭，那么读研究生就一点也不是冒险了，反而这 是最可靠、最安全、也许还好斯唯一获得我想要的满意职业的途径。
第二，我愿意接受因为这个选择带来的很多结果，申请美国的大学，我就有机会住在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必拘泥于一所学校，而是准备接受多样的职业选择。我对于成功的标准也很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研究我感兴趣的课题。
即使你是按照我所说的在做——考虑你希望从工作总得到的回报，更宽泛的定义成功，以及采用长远的眼光——也还有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展望的工作的 远景。不要投机，不要迫使自己无止境的卖命工作，突然让自己痛苦。给自己限定一个时间，成为一个发明家、企业家，或者马戏演员，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 千万别花过多不必要的精力去买一样永远卖不出去的产品，为一家永远不会发迹的公司工作，或者表演没有观众的节目。
我的建议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一定要敢于承担风险，给自己规定等待梦想实现的期限，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而且为了你所想实现的职业目标已经冒过了数次险了，却依然没有实现，那就隐退。忘记你努力想去的那个地方，想打高尔夫球那样，从不回头。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
Paradox
今天看到了一些悖论，有些是知道的，有些是偶不知道的，列在这里，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动动脑筋吧:)
三次数学危机与悖论
第一次数学危机：
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
正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表明一些一些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比不能用整数来表达，也就是勾长或股长与弦长是不可通约的。
结局：一个人为了真理失去了生命――希帕索斯，公理化演绎体系在希腊诞生。
第二次数学危机（四条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运动物体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到达半路，而到达半路之前又必须到达半路的半路……如此下去，它必须通过无限多个点，这在有限长时间之内是无法办到的。
第二个悖论是跑得很快的阿希里赶不上在他前面的乌龟。因为乌龟在他前面时，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起点，然后用第一个悖论的逻辑，乌龟者在他的前面。这两个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无限可分的观点的。
而第三、第四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由不可分的间隔组成。第三个悖论是说"飞矢不动"，因为在某一时问间隔，飞矢总是在某个空间间隔中确定的位置上，因而是静 止的。第四个悖论是游行队伍悖论，内容大体相似。这些反映了"无穷小"和"很小很小"的差别，这对微积分的产生了严峻的挑战。
结局：波尔查诺、阿贝尔、柯西、狄里克雷、威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等杰出数学家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微积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次数学危机：
罗素悖论：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别的概念。该悖论的一个通俗化表述：理发师宣布了这样一条原则：他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并且，只给村里这样的人刮脸。理发师是否自己给自己刮脸？
结局：由于基本所有的数学分支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所以悖论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至今，这个问题仍然解决的不完善，仍在继续......
- 一个克里特人说："我说这句话时正在说慌。"然后这个克里特人问听众他上面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这个悖论出自公元前六世纪希腊的克里特人伊壁孟德，使得希腊人大伤脑筋，连西方的圣经《新约》也引用过这一悖论。对克里特人"我说这句话时正在说慌"不可判其真亦不可判其伪。
- 柏拉图调侃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老师下面的话是假话。"苏格拉底回答说："柏拉图上面的话是对的。"不论假设苏格拉底的话是真是假，都会引起矛盾。
-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 美国数学家缪灵写了一部标题为《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的书，问：缪灵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 女儿在卡片上写道："今日下午三时之前，您将写一个'不'字在此卡片上。"随即女儿要求父亲判断她在卡片上写的事是否会发生；若判断会发生，则在卡片上写"是"，否则写"不"。问：父亲是写"是"还是写"不"？
- 一只蠕虫从一米长的橡皮绳的一端以每秒1厘米的速度爬向另一端，橡皮绳同时均匀地以每秒1米的速度向同方向延伸，蠕虫会爬到另一端吗？蠕虫每前进1厘米，同时绳子的另一端却拉远1米，近不抵疏，怕是永远爬不到头了。
- 龟 对兔说："你不要想追上我，我现在在你的前方1米，虽然你的速度是我的百倍，但等你追到我现在的地点时，我又向前爬了1厘米到C1点，等你追到C1点时， 我已爬到距你1/100厘米的C2点，如此下去，你总在Cn点，我却在你的前方Cn+1点。"兔子当然不服，可又说不过乌龟。实际上比赛起来，用不了 1秒钟，兔子已跑在乌龟的前面了。
- Def：N是用不超过25个自然字不能定义的最小正整数。数一数上述N定义中的自然字只有23个，没有超过25个，即用不超过25个自然字定义了N，与N是用不超过25个自然字不能定义相矛盾。
- A、 B、C竞选，民意测验表明：有2/3的选民愿选A而不愿选B，有2/3的选民愿选B 而不愿选C。于是A说："根据2/3的选民保我而反B，2/3的选民保B而反C，说明我优于B，B优于C，所以我优于C，从而我最优，应该选我。"C不服 说道："那2/3保A反B之外的1/3选民反A而保C，那2/3保B而反C的选民之外1/3的选民反A而保C，则形成2/3的选民保C而反A，按你的逻 辑，我亦优于你，你优于B，我C最优，应选我。"B接着说："按你们的说法，B优于C，C优于A，则B优于A，即我亦最优，应该选我。"
- 一位已经谢顶的老教授与他的学生争论他是否为秃头问题。教授：我是秃头吗？学生：您的头顶上已经没有多少头发，确实应该说是。教授：你秀发稠密，绝对不算秃头，问你，如果你头上脱落了一根头发之后，能说变成了秃头了吗？学生：我减少一根头发之后，当然不会变成秃头。教授：好了，总结我们的讨论，得出下面的命题：'如果一个人不是秃头，那么他减少一根头发仍不是秃头'，你说对吗？学生：对！教授：我年轻时代也和你一样一头秀法，当时没有人说我秃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高，头发一根根减少到今天的样子。但每掉一根头发，根据我们刚才的命题，我都不应该称为秃头，这样经有限次头发的减少，用这一命题有限次，结论是：'我今天仍不是秃头'。
三次数学危机与悖论
第一次数学危机：
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
正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表明一些一些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比不能用整数来表达，也就是勾长或股长与弦长是不可通约的。
结局：一个人为了真理失去了生命――希帕索斯，公理化演绎体系在希腊诞生。
第二次数学危机（四条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运动物体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到达半路，而到达半路之前又必须到达半路的半路……如此下去，它必须通过无限多个点，这在有限长时间之内是无法办到的。
第二个悖论是跑得很快的阿希里赶不上在他前面的乌龟。因为乌龟在他前面时，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起点，然后用第一个悖论的逻辑，乌龟者在他的前面。这两个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无限可分的观点的。
而第三、第四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由不可分的间隔组成。第三个悖论是说"飞矢不动"，因为在某一时问间隔，飞矢总是在某个空间间隔中确定的位置上，因而是静 止的。第四个悖论是游行队伍悖论，内容大体相似。这些反映了"无穷小"和"很小很小"的差别，这对微积分的产生了严峻的挑战。
结局：波尔查诺、阿贝尔、柯西、狄里克雷、威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等杰出数学家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微积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次数学危机：
罗素悖论：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别的概念。该悖论的一个通俗化表述：理发师宣布了这样一条原则：他给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并且，只给村里这样的人刮脸。理发师是否自己给自己刮脸？
结局：由于基本所有的数学分支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所以悖论动摇了整个数学的基础。至今，这个问题仍然解决的不完善，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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