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据说哈佛商学院有个优良传统——每位教授在学生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都要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作为送给学生们的特别礼物。
正文
几年之后,你会收到一封母校寄给你的邮件:邀请你会校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信中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附有前几次同学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
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
参加五年一次的同学聚会时间危险的事。它逼着你回头审视在刚毕业的短短几年你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是以你同学们的标准,而不是你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功标准, 来评判你的成就与收入。在“欢迎回校”晚餐之前,开车驶进校园停车场,斜眼打量着周围汽车的品牌与款式,努力猜测着你的同学们毕业后混得如何,以及你与他 们的差距。在“重温旧情”的鸡尾酒会上,你端着自己的杜松子酒与软饮料不知所措,当听说当年的同学已经做了高级副总裁或者成为百万富翁时,你默默计算着自 己于他们的差距。整个同学会将引发你关于职业成功与个人价值的巨大焦虑和徒然担忧。
更糟糕的是,对五年后重聚场景的设想会影响你先在做出的决定。当你还在学校历史,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把自己的旧福特车停到两辆闪闪发亮的宝马之间时, 内心有多么妒忌!当你想那些重权在握的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建立的公司破产时,内心有多么痛楚和失望。于是你开始为了那次重聚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的 职业以便在短期内获得显赫的资历,或者很快就赚大钱。你会将那些心中规划依旧但是不会马上实现的梦想束之高阁,去从事那种你实际上不喜欢,但却让你有钱买 得起高级轿车的工作。你将失去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你将小心翼翼的对待职场上充满风险的决定,或者对于任何职业决定都这样 谨小慎微。
作为教授,我不希望看到这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时,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 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衣着光鲜的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原本执着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 自由而活跃的创业生活的人,却去了陈旧呆板的公司。他们想象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 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其结果呢?大量聪明的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不合适,而 且对于他们真正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
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那些想象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而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让这些因素都更加敏感。
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尤其是在一次次决定中,我学会了如何冒职业风险,而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冒险。
25年前,我在英国,刚从牛津毕业。我决定出国留学。由于我当时并不富裕,于是我申请并且最后也被当时唯一不受外国学生申请费的大学所接受。
在当时,这一决定的风险无疑是很高的。就这样,我身无分文得到了一个新过渡,进入一个我仅仅为了节约25美元申请费而选择的学校!然而回收我的冒险是有回 报的:如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我现在不会在波士顿,也不会成为哈佛教授。因为我运用了尽管当时看起来很不明智的三条重要策略——建设性的、非正统的、看待 风险的方式——才可以不断前进。
首先,我忠实于自己想要从工作中得到的具体回报——某种声望和灵活性,我选择那些会同时带给我这两者的职业。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自己不会极其富有(实际 上,学则其它任何职业都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我回忆我需要的方式获得补偿。在晚宴上,当我告诉别人我是大学老师时,他们会很崇敬,对我产生很好的印象。 每一天,除了在课堂上度过的那些时间,其他时候我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自己做什么。当我意识到做教授需要博士文凭,那么读研究生就一点也不是冒险了,反而这 是最可靠、最安全、也许还好斯唯一获得我想要的满意职业的途径。
第二,我愿意接受因为这个选择带来的很多结果,申请美国的大学,我就有机会住在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必拘泥于一所学校,而是准备接受多样的职业选择。我对于成功的标准也很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研究我感兴趣的课题。
即使你是按照我所说的在做——考虑你希望从工作总得到的回报,更宽泛的定义成功,以及采用长远的眼光——也还有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展望的工作的 远景。不要投机,不要迫使自己无止境的卖命工作,突然让自己痛苦。给自己限定一个时间,成为一个发明家、企业家,或者马戏演员,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 千万别花过多不必要的精力去买一样永远卖不出去的产品,为一家永远不会发迹的公司工作,或者表演没有观众的节目。
我的建议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一定要敢于承担风险,给自己规定等待梦想实现的期限,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而且为了你所想实现的职业目标已经冒过了数次险了,却依然没有实现,那就隐退。忘记你努力想去的那个地方,想打高尔夫球那样,从不回头。